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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樣辣牆頭:

林語堂，《論翻譯》

　　「譯者對於原文有字字了解而無字字譯出之責任。譯者所應忠實的不是原文的零字，乃零字所組成的語意。」

傅雷，《高老頭》重譯本〈序〉

　　「兩國文字詞類的不同，句法構造的不同，文法與習慣的不同，修辭格律的不同，俗語的不同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，感覺深淺的不同，觀點角度的不同。以甲國文字傳達乙國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點，必須像伯樂相馬，要『得其精而忘其麤，在其內而忘其外。』而即使最優秀的譯文，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。翻譯時只能盡量縮短這個距離，過則求其勿太過，不及則求其勿過於不及。」（即求神似而非形似）

錢鍾書，《林紓的翻譯》

　　「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『化』。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了另一國文字，既不能因為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，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，那就算得入於『化境』。」

　　「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於讀起來不像譯本，因為作品在原文裡絕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。」

　　「這樣說來，好譯本的作用是消滅自己；它把我們向原作過渡，而我們讀到了原作，馬上直擲開了譯本。勇於自信的翻譯家也許認為讀了他的譯本就無需再讀原作，但是一般人能夠欣賞貨真價實的原作以後，常常薄情地拋棄了翻譯家辛勤製造的代用品。」

瞿秋白，《瞿秋白文集》第二集，人民文學，1953年。

　　「翻譯的時候，應當用這種絕對的白話文：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（『信』），別方面又要使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國人嘴裡可以說得出來的（『順』）。『信』和『順』不應當對立起來，不應當說：要『順』就不能夠『信』，要『信』就不能夠『順』，或者：要『順』」就不能夠不容忍一些不『信』，要『信』就不能夠不容忍一些不順。」

　　（瞿氏主張要用「絕對正確的白話文」，堅決反對趙景深的「寧錯而誤順，毋拗而僅信！」但也不同意魯迅的「寧信而不順」。）